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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中国文化的精髓
发布时间:2013年2月28日 ?出处【】?【字体:

?  上期提示:余秋雨说,中国企业家对文化有许多误会。

  
  余秋雨:这误会比如,往往把董事长一个人中学时候的文化爱好当做整个企业的文化爱好,再大闹特闹,最后闹得有点闹哄哄的,因为这实在是一个琐碎的爱好。第二个就是企业家所理解的那种经商方法,他努力地拿来《孙子兵法》、拿来三十六计,最后概括为这就是中国的“道”,这搞错了。我们不要把一般的经营方法上升到“道”,中国还有精神价值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现在好多企业家出的书里面经常犯的错误,就是经商法则上升为中国之道。第三个,不要期待文化界。你们自己要着手创造文化,你们已经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业绩,也可以创造文化。理由是你们一直站在这二十年、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站在中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是可以评判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的。你们应该是创造者,等是等不及的。第四个,就是积极参与和创建文化企业,他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主帅式的人物。文化企业家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的文化潮流、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特殊的优势和劣势的话,他应该在这种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文化产业。软实力包括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龙永图:我觉得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软实力还有很广泛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文化,实际上还有制度的文化,还有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我们中国这几年为什么在国外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呢?就是我们开始认同国际上大家都认为正确的一些共同价值观,比如人权的问题,尊重人权,已经写到我们宪法里面了。而且我们对人权也提出了中国人的一些新观念,比如说我们认为人的发展权、人的生存权这是最重要的人权,这一点已经进入联合国的决议里面去了。这也是中国对于国际人权理念的丰富。这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对于一些大家认同的价值观,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也被大家所接受。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影响力。比如关于保护环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大家共同认识的价值。我记得我以前没有在联合国的时候,一提到要保护环境,特别是一些西方的代表提出保护环境,我马上就跳起来,我说你们发展了这么多年,你们把环境破坏了。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刚刚开始我们的发展,你们又提出来要保护环境,你们是不是有意要设置一个障碍来阻碍我们的发展?当时这个态度应该是非常负面的。现在我们也认识到保护环境,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提出来要保护环境,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保护我们的环境。
  
  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认同,使得我们在国际上和很多的国家越来越有共同语言。对这些共同价值观念有共同的语言,就会形成一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这样就使得我们中国在国际会议上被大家的那种认同感,中国发言的时候大家那种亲和力,那种凝聚力就越来越多。
  
  余秋雨:如果我们国家能很好地发展下去,如果我们像龙永图先生讲的,软实力进一步提高,让全世界感到我们亲切、温和,就能使我们和世界进一步地交融。
  
  龙永图:像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首先在联合国提出来的,本来可持续发展就是英文翻译过来的,sustainabledevelopment,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我们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对于很多文化的价值观念,逐渐地和全世界的一些主流观念靠拢,这就使得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亲和力大大增强,这也是中国的软实力。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考虑。我觉得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怎么样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问题。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对公民的一些基本的道德教育,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当然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真正开始从小做起。
  
  余秋雨:对,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们其实在文化观念上已经在转型,尽管这个转型确实不是文化界做出的,所以非常呼唤文化界的同行要了解,在一些大的文化观念上中国已经开始发生转型,在联合国,在谈判当中,在国际交往当中,在我们和国际接触的第一线已经开始了,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跟上。最近这几年又有一些新的文化命题出现了,看来不是文化,但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新的文化命题。包括刚才讲的环保、救灾、反恐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新的文化良知。文化最后落实到文化良知,新的文化良知。这些东西在中国和前面这些问题不太一样,这个误会期比较短,快速地加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好时机,在这时期,文化能够快速跟上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论道》,所谓的软实力,它不是“术”,中国古代要么是“道”要么是“术”。技术的术,它不是所谓的权术,恰恰是“道”。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什么?我讲来讲去就是“道”。“道”在哪儿呢?三个“道”。我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一讲,在软实力问题上中国的特殊贡献,有可能加入的,除了追赶之外我们自己也加入:第一个“道”叫天下大道。所谓天下大道,就是中国在《礼记?礼运篇》当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文人都知道的概念,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想性和目的性的概念,尽管很难做得到,但是《礼记》以后的中国文人,他不会琐碎地掉在一个小角落里面;他开口闭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开口闭口“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天下概念在中国文化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作用,中国长久能够统一,和这一点有关系,就是天下观点。
  
  第二个“道”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智慧,是中国从《周易》开始的一种阴阳互补,互相转换、循环的一种概念。中庸之道现在越来越明显,在现代世界当中最能体现它的魅力的就是反对极端主义。中庸之道最大的价值,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个合适点,找一个恰当点,连极端的人也都能够关注到。这个点一定存在,这是中国古人教育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当你们做极端的人做极端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赞成;但是你们和我还可以保持联系,你们要解决极端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场地,我们可以提供智慧,我们相信永远有这么一条路,中庸之道。如果说天下大道是目的论和理想论的话,这就是方法论了。
  
  第三个属于人格论的范畴,就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就是中国儒家的智慧。它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很多很复杂的人的角色定位,粗粗地,但是又很精确地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君子是什么?没有下过定义。但是他们想了许许多多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君子和小人永远是一个对仗的概念,这样的话为完成前面这两个“道”提供了一种人格上的自愿。在这些问题上,好像确实还没有外国的文化能够替代。我觉得在现代世界,天下大道也好,中庸之道也好,君子之道也好,都有可能成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也让我们增加文化意义上的某种自信心。一方面我们要追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精神基础。这个精神基础不要小看。所有的世界古文明都中断了或者沦亡了,唯有一个文明没有中断没有沦亡,它靠什么?它一定有精神力量在支撑,我想就是这些东西。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说不明白,但是他为什么把“道”字放在自己唯一的着作的第一个字呢?他对我们后辈产生永恒的诱惑,说是说不明白的,但是我还放在第一,希望我的后代老去想这个问题。他提供的不是答案,他提供的是一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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